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簡介：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前身，是著名語言學家嚴學宭先生于1980年創(chuàng)建的華中科技大學語言研究所。1985年組建中文系，1987年開始招收中文專業(yè)本科生。40年來，人文學院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依托華中科技大學優(yōu)越平臺，取得了豐碩的成績和長足的進展。

人文學院現(xiàn)有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強基計劃”古文字學方向）、漢語國際教育三個本科專業(yè)（方向）；先后獲批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博士學位授權點和博士后流動站，擁有中國語言文學湖北省一級重點學科。學院下設國家語言推廣基地、語言研究所、歷史研究所、中國當代寫作研究中心、國學研究院、法語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建有普通話培訓測試工作站、漢語水平考試中心。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文學院已培養(yǎng)中文專業(yè)本科生1500余人，碩士生700余人，博士生60余人，現(xiàn)有在校本科生300余人，碩士生200余人，博士生30余人，留學生60余人。

人文學院現(xiàn)有專任教師41位，其中教授14名，副教授12名，大都具有優(yōu)良的學術背景和扎實的教學科研功底。其中，入選文科領軍人才1人，擔任教育部中文類專業(yè)教指委1人，教育部歷史學類專業(yè)教指委1人，全國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yè)學位教指委2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人，湖北省跨世紀學術帶頭人1人。30余人先后分別擔任了全國、省級相關學會的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秘書長、副秘書長等學術職務；另有兼職教授3人，外籍客座教授1人。

人文學院在中國語言文學及國學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享有良好的學術聲譽。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兼顧基礎理論研究與前沿應用研究，在計算機輔助漢語史研究、文學經(jīng)典化研究、中華詩詞及文史會通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傳統(tǒng)；學院圖書資料豐富，館藏有中外文圖書及古籍善本10萬余冊，常年訂購大量國內(nèi)外主要學術期刊；主辦的《語言研究》（CSSCI核心來源期刊）、《華中國學》等雜志或學術集刊，在學術界有著廣泛影響力。中國當代寫作研究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來，已成功舉辦“春秋講學”12季，“喻家山文學論壇”14季，開設“大師寫作課”2屆，邀請了20多位國內(nèi)外著名作家和評論家駐校講學，建立了當代知名作家和評論家演講音像資料庫，出版了十多卷“中國當代文學經(jīng)典化研究叢書”，是中國當代作家經(jīng)典化研究的重要基地。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發(fā)展歷程：

中文系的前身是中國語言研究所，語言所的成立與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嚴學宭先生、華中工學院（簡稱華工）的朱九思老院長有著直接的關系。1979年我考入華中師范學院(現(xiàn)華中師范大學，簡稱華師)，攻讀漢語史碩士研究生，導師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華師中文系系主任嚴學宭。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值我國改革開放學術蓬勃發(fā)展的時期，中國語言學界正在籌備成立中國語言學會，籌備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湖北省語言學會兩家共同承辦。嚴學宭先生是湖北語言學會會長，負責會議的具體工作，全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聚集武漢參加這次盛會，會議地點設在武漢軍區(qū)第二招待所（現(xiàn)湖景花園酒店）。當時朱九思院長兼任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長，中國語言學會的籌備工作負責人嚴老經(jīng)常向朱九思院長請示匯報，兩人因此結識，交談中相見恨晚。雖然華工當時是一個工科院校，但朱九思院長一直想辦成一個綜合性大學，他認為，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應該走培養(yǎng)通才的道路，作為一個大學，文理工應該互相滲透。朱九思院長的辦學思想嚴老聽了非常感興趣，于是嚴老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想依托華工辦一個語言學系。

語言學系當時在中國還沒有，1949年以前只有中山大學王力先生主持辦過語言學系，那時嚴老在中山大學任語言學教授。1980年世界學術發(fā)展的動態(tài)是文理滲透，語言學是很關鍵的學科。在我國，語言學被認為是人文學科，實際上語言有很多屬性，它有物理屬性，語言本身是一種聲波，可以用物理的儀器來研究；它又具有生物屬性，可以用生物的各種方法來進行研究；它還具備社會屬性，是人作為社會動物進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語言學聯(lián)系著工程學、聲學、生物學、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數(shù)學、心理學、邏輯學；作為人類的一種交際工具，它又跟社會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緊密相關。因此，可以依托華工工科的背景辦新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嚴老的想法和朱九思院長的辦學理念一拍即合。1980年秋天，華工副院長盧振中陪同嚴老專門到朱九思院長的辦公室匯報商談，當時確定先成立“中國語言研究所”。與此同時，就在武漢中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結束三天后，接著又在武漢軍區(qū)第二招待所召開了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朱九思院長提出希望把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掛靠到華中工學院，嚴老欣然同意。在嚴老的主持下，華工第一個文科“中國語言研究所”成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掛靠華工。這是嚴老在華工辦的有著重要意義的一件事。

中國語言研究所是華工最早的文科專業(yè)，成立之初可謂白手起家，資料和人員嚴重不足，嚴老就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找語言研究所所長呂叔湘和李榮先生要研究生，有三位畢業(yè)研究生來到我們學校。我在華師讀研究生時，嚴老一共招了三個學生，除了我還有董為光、鄒明斌，我們1981年底畢業(yè)后一起分到華工，當時分配時華師只同意他們兩個過來，要把我留在華師，后來嚴老爭取把我一起要過來了。接著又來了復旦大學劉志成（古文字），清華大學周志鋼（語音加密），后來他們兩人陸續(xù)走了。長期在這工作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來的三位研究生和我們?nèi)A師分來的三位。到現(xiàn)在，這幾位都是國內(nèi)知名的語言學家，在各個研究方向都是教學科研的帶頭人，這與當初嚴老主持語言所工作時的培養(yǎng)有關。1982年成立了大學語文教研室，從學校附中調來一些老先生。1985年學校把大學語文和語言所合并組成中文系。第一個中國語言學系后來在華中師范學院成立。

原來設想在學校成立語言學系應該是比較好的文理滲透的綜合性學科，朱九思院長想把華工辦成像麻省理工學院那樣的學校，而麻省最著名的一個專業(yè)就是語言學系。作為一個語言學研究所，不僅要研究現(xiàn)代語言學，還要研究古代漢語，包括文字、音韻、訓詁，所以需要大量的古籍，而成立當初資料奇缺。1981年嚴老在北京開會，他的一位朋友——著名古典文學專家、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吳曉玲，他告訴嚴老，北大中文系著名的教授魏建功去世之后，他家的大量藏書子女準備以五萬元出讓，但北大中文系只愿意出兩萬五，子女不太愿意，嚴老聽后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五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數(shù)字，他做不了主，就把出讓的書目帶回來，向朱九思院長匯報，朱九思院長當即拍板同意。根據(jù)當時文物的有關條例，像這種書，有些可能還是善本，不得隨意運出北京，首先由在京的單位購買。朱九思院長指示派兩輛大卡車到北京，連夜把書從北京運回學校，這些資料很有特色，包含很多重要的古籍，一共一萬多冊。魏建功先生作為一個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的藏書專業(yè)性非常強，都是進行漢語史研究必備的古籍，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專門在朝鮮買的關于朝鮮語的書，對做朝鮮語與漢語的比較研究很有價值。還有一些很好的書，如《五方圓音》，國內(nèi)可能也只有兩三本。第二次購書是嚴老到東京參加國際漢臧語言學會議，在日本東京購進了一大批書籍。當時很多外校的學者經(jīng)常到我們資料室來查閱相關書籍。

創(chuàng)辦語言學雜志——《語言研究》

嚴老辦的第二個大事就是創(chuàng)辦了一個大型的語言學雜志——《語言研究》。在國內(nèi)語言學專門的刊物不多，在“文革”前只有社科院的《中國語文》，“文革”后有《方言》等。我們是第一個依托院校承辦的大型語言學雜志。這個雜志很有特點，一般語言刊物容量都不大，發(fā)表的論文一般5、6千字，而我們是大型的，可發(fā)表長篇論文，把問題討論好、討論透。我們提出的宗旨是大型語言綜合刊物，區(qū)別于其他刊物，如《中國語文》限于漢語語言研究，多為語法研究；《方言》為漢語方言研究；《古漢語研究》主要為古漢語研究。而我們的《語言研究》，只要與語言相關的論文，不論古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漢語和少數(shù)民族語言、中國的語言和國外的語言、專語言的研究和跨語言的研究等語言綜合體。除語言本體的研究，我們還有很多跨學科綜合研究，如計算語言學，用計算機和工科手段研究語言。我們刊物的辦刊宗旨獨樹一幟，堅持以學術為主，保證刊物的學術品位。與其他刊物不同，沒有專設編輯人員，我們是學者辦刊，都是語言所的老師、研究人員在做編輯工作，和編輯出身的人相比，老師選稿眼光還是有著不同，特別是語言學刊物，專業(yè)性非常強，一般人很難校對。這些年來，辦刊的老師非常辛苦，辦刊初期學校設一個人員編制，后來機構調整就沒了。學校每年僅給辦刊經(jīng)費2萬，為解決辦刊經(jīng)費，我們積極爭取外援，通過嚴老的朋友薛鳳生教授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簽訂合同，與學校經(jīng)費配套，連續(xù)支持五年；之后我們與香港城市大學簽訂合同，同樣的合作方式支持五年；再后我們與新加坡李氏基金簽訂合同，也是五年。我當主編后，積極開拓海外銷售市場，在日本我們有固定代理商，在臺灣、香港和國外有不少訂戶。我們《語言研究》雜志在校外、海外的評價很高，中國社科院及北大、南大、復旦這些科研單位和著名院校均把該刊物作為A類刊物。

依托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拓展辦學

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是掛靠在我們學校唯一的一個全國一級學會，會長原來一直由嚴老擔任。我協(xié)助工作，擔任秘書長。整個學會的運作基本是由華工承擔，在外影響很大。音韻學會年會我們籌辦了11屆，還辦了6期高級進修研討班。當時音韻學被認為是一門絕學，一般人不懂，一般院校也開不出這樣的課，因為沒有老師。進修班生源來自各院校準備教音韻學的老師和相關專業(yè)研究生，各院校音韻學教師基本都是我們培養(yǎng)的學員。六期班前四期都在華工辦的，第五期是和中央民族大學合辦，那次叫高級研討班，第六期是和西南師大（現(xiàn)西南大學）合辦，叫古漢語研討班。在此基礎上，我們開始培養(yǎng)研究生。當時嚴老在華師申報了一個碩士點，到華工以后，沒能帶過來，所以我們就和其他院校學者共同培養(yǎng)研究生。早期培養(yǎng)的研究生基本都到了海外，成了國際知名的學者。所以在國內(nèi)語言學界，把這稱為“華工現(xiàn)象”，培養(yǎng)的研究生成材率非常之高。

語言所創(chuàng)建早期蓬勃發(fā)展，在海內(nèi)外有著深遠的影響，很多學者到我們這講學。例如李方桂，被稱為“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例如趙元任，被稱為“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的夫人寫過一本書，談到他在全國各地講學的情況，提到在華工講學時，她說：“不愧為工學院，講臺上擺滿了錄音機，這在其他院校是沒有的。”

中文系的成立與發(fā)展

1985年學校確定成立中文系，剛開始沒有本科專業(yè)，我們就先辦了高等教育管理和秘書學兩個專科專業(yè)。第一批的學生畢業(yè)后很多都留校了。到1987年，本科專業(yè)被批準開始正式招生。1996年我晉升為教授，那年我獲得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重點項目。劉獻君書記當時分管文科工作，他動員我去當人文學院院長。我當時只是一名教授而已，很奇怪怎么讓我去當，劉書記說希望我在退休前把語言學的博士點拿下來。當時學校文科只有高等教育管理和發(fā)展經(jīng)濟學兩個博士點，完全靠華工自己的力量申報人文基礎學科博士點，還需要突破。當時我已經(jīng)54歲，到60歲退休，還有6年。在這期間，中文系一直只有一個碩士點，文學沒碩士點，博士點還沒進行相關工作。傅隆基當中文系主任時，開始啟動這個工作，1997年第一次申報博士點，沒成功。1999年第二次申報，當時聽說很多學校申報，有件事印象比較深。我們找到華東師范大學一個評委，向他介紹我們的學科情況，也沒帶什么禮物，就買了些水果，要真送禮，老先生恐怕還會不高興。他對我們?nèi)A工語言研究所有印象是用計算機進行研究，因為傳統(tǒng)學科中沒有這種科研手段，所以他對此印象特別深。在聊到臺灣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時，他說，前兩屆都是李方桂先生在世時，靠他的名望召開的，后來二三十年都沒舉辦過，臺灣的那次舉辦方式是請各領域頂尖的學者到那做專題演講。他聽說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很高興，對我們的申報工作印象就很深了。2000年我們申報“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點獲得了通過。這是我們學校七個人文學科的第一個博士點，這是一個突破。作為工科背景的學校，傳統(tǒng)的人文學科要申報博士點是很難的。博士點的獲得為學科建設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當時我當人文學院院長時提出，要以學科建設為綱，只有把學科建設抓上去，其他工作才能有所依托，有所發(fā)展，教師隊伍也就可以留住。中文系有兩大部分，一個是語言，一個是文學，2002年我們組織申報“古代文學碩士點”獲批，碩士點獲批使文學的老師有了奔頭，教師隊伍也逐步擴大。

對外漢語專業(yè)及國家首批國際漢語教育碩士點

人文都是傳統(tǒng)學科，我提出要建設兩個新的學科生長點，一個是計算語言學，一個是對外漢語教學。中文系很早就開始有留學生，但比較零散，只有一兩個人，我印象很深，最早到我們這做研究的，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人際之間的“稱呼”。以前彼此之間稱“同志”，不僅親切，還有一種政治的待遇，他發(fā)現(xiàn)改革開放后，“同志”詞義有很大變化，人之間表示親近會喊“師傅”之類，如果喊“同志”反而會有一種距離，他當時作這樣一篇論文，我就覺得很新鮮。隨著國家開放交流的增加，我國對外漢語教學規(guī)模不斷擴大，特別是廣東、深圳等沿海一帶，這個專業(yè)非常興旺。它和傳統(tǒng)學科性質不同，它有很大的發(fā)展前途。隨著我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學漢語的學生與日俱增。當時在內(nèi)地，沒有一個這樣的專業(yè)，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我覺得我們應該發(fā)展這一專業(yè)。我從院長職位退下來之后，張曙光當院長。2001年系里第一次申報這個專業(yè)，在校學術委員會上，由于委員會的專家都是工科出身，對此不是很了解，他們認為應該由外語系辦。他們不知道不是中國人去學外語，而是外國人來學漢語。這種對外漢語教學最忌諱用外語教學，就像學外語忌諱用漢語教學一樣。第二年我們又申報，我做好PPT去向校學術委員會匯報，我強調，第一，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要求學習漢語的外國留學生越來越多；第二，這是教外國人學漢語，教師必須具備漢語言文學的專業(yè)知識，不是教他們學外語，更不是教他們學英語，到我們這學習漢語的除了歐美的人，還有很多人來自韓國、日本、越南、非洲、拉美，他們都不說英語，怎么能用英語去教學呢；第三，中南地區(qū)還沒有一個對外漢語教學的專業(yè)，我們要抓緊時機，搶占先機。這樣校學術委員會通過，向國家申報獲得了批準。這是內(nèi)地第一個對外漢語教學的專業(yè)。這個專業(yè)批下來，對我們的發(fā)展有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隨著留學生的規(guī)模逐漸擴大，留學生的教育和管理由國際交流處負責。對外漢語教學專業(yè)也普及了，現(xiàn)在很多學校都有這個專業(yè)。2007年，首批24所院校國際漢語教育碩士點，我們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所以工科院校為背景的學校。

積極開展國際漢語教育學術交流

在國際漢語教育方面，有很多外國學生在我們學校留學，學了漢語之后就進入專業(yè)學習。這些學生的專業(yè)發(fā)展一個是醫(yī)學，再一個就是工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成立了第二個系“國際漢語教育系”，既招本科，又招碩士，還有專科。“國際漢語教育系”是以中文系語言學為基礎、對外漢語教學為依托的拓展辦學模式，這是中文系第二次比較大的發(fā)展。一個學科的發(fā)展和學校領導的辦學理念以及學校的大力支持密切相關。

對一個學校院系的評估，國際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內(nèi)容。在海外，評價學校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留學生比例。我們中文系的海外交流，我也做過一些工作。最早在1989年，我到香港去開會，那次會議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兩岸三地語言學家第一次會議。當時，我們是第一次在外面開會，有些東西對我們啟發(fā)很大。他們每個學者做完學術報告，就指定一個人講評，當場和你展開討論。開完會議后，臺灣、香港的學者就提出，下次會議能不能在大陸召開，當時去開會的人很多，北大、復旦、社科院都沒吭聲。當時我想能不能在我們這開呢？但我只是一個普通老師，就沒敢說?；貋碇?，我就跟系里商量并找到?？茀f(xié)，因為國際會議由?？茀f(xié)審批，得到他們的同意支持后，我就開始籌辦這次會議。1991年“音韻學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我校召開，這是臺灣學者第一次來大陸參加學術交流，這次會議開啟了中國音韻學會兩岸三地及海外學者每年交流的先例，加深了海外學者對中國大陸以及華中理工大學的了解。在這次會議上，有一個韓國慶善大學學者柳應九教授對我說，他來時，已經(jīng)做好了一下飛機就被逮捕的思想準備，因為當時我國和韓國還沒有建交。國際學術交流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1996年我們與韓國慶善大學正式簽訂了5年的教學交流協(xié)議，我們中文系的老師第一次走出國門，有了在海外交流教學、科研的經(jīng)驗。后來我又和韓國慶善大學的哲學系系主任聯(lián)系，辦了一次我們兩校之間的哲學學術討論會，哲學系幾個老師也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教師們出去后都有很多很深的感觸。5年的最后一年我去韓國時，有一個安東大學的金鐘贊教授為人非常熱情，想請我到他們學校講學，并提出要和我們建立學術交流，后來安東大學又和我們簽訂了十年的教師交流協(xié)議。

還有一次，美國教授李方桂關門弟子柯蔚南，他有一個學生叫俞志強，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任教?；貒鴷r，柯蔚南特別交代他，回國后找一找尉遲老師，向他問好。他回國專門到武漢來看我。因為他在紐約城市大學教美國人學漢語，在交談中我發(fā)現(xiàn)，他跟我們大陸對外漢語教育理念不一樣。他們不教漢字的寫，我們非常強調讀、寫、認、說，他說現(xiàn)在拿筆寫漢字的機會已經(jīng)非常少了，特別是外國人使用漢字主要是用電腦。我一聽，很受啟發(fā)，心想是不是可以與在美國教漢語的教師開一個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1999年我們舉辦了首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美國漢語的著名教授都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影響很大，使我們和海外很多學者建立了很好的關系。

國際漢語教育這個專業(yè)辦下來之后，為我們海外交流增加了很多機會?？鬃訉W院，當時北京漢辦和我們定下來是在新西蘭，但在此期間，美國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找我們，于是我們就把新西蘭回絕了，在美國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辦了我們學校第一個孔子學院。我們每年派一些研究生、教師到那去任教，我們的老師在那任中方校長。與此同時，我們每年派20個學生到泰國教漢語。這些活動開拓了教師、學生的眼界，擴大了我們的影響力。

創(chuàng)新科學研究推進學科發(fā)展

在科研方面，我們原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思想都是比較傳統(tǒng)的。第一次申報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點時，評委看到我們的申報材料時說，我們的材料和方向好像不太符合。反饋這個消息后，我們商量了很久，猶豫不決。如果換一個方向，那就是漢語言文字學，完全是傳統(tǒng)的，但這樣的學科博士點在我們武漢的武大、華師都已經(jīng)有了，我們再申報上面會不會考慮布點的問題而不給批準。而我們的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點批下來時，在全國中文系好像是第一個，一般學校都是在外語系設置這個專業(yè)。最后我們商定，還是以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申報，但要設計相應的研究方向，申報表里至少要有4、5個方向，讓人一看就覺得是語言學專業(yè)。當時我們設計了幾個方向，一個是漢藏比較語言學，是一種跨語言的比較，已經(jīng)不是我們漢語言文字學范疇之內(nèi)的；第二個是計算語言學，以前我們設置這個專業(yè)，我曾經(jīng)到工科院系聯(lián)系過。最后李德華教授（原圖像所教師）非常支持我，申報表里計算語言學他是帶頭人，就這樣我們申報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點獲批，但終究覺得和語言學還是有一定距離。

后來考慮到，在工科背景下，應該生長一個新的科研方向。這可以追溯到1996年，當年我獲得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就是九五規(guī)劃重點項目。這是我們學校人文基礎學科的第一個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題目是“隋唐五代漢語語音史”。隋唐五代可以研究語音的材料非常多，例如《全唐詩》。我們可以利用詩歌押韻來研究當時的語音。但《全唐詩》900卷，詩歌一萬多首，數(shù)據(jù)非常龐大，如果用傳統(tǒng)的手工操作，恐怕一二十年不一定做得完。當時我們在申報時提出，我們要用計算機作為一個研究的工具。估計專家可能是看到這一條，就把這個項目批給我了，因為當時很多像北大等著名院校都在申報這一課題。課題批下來以后，我用稿費買了一臺二手的電腦，那是我第一次嘗試用計算機進行學術研究，怎樣編程？怎樣處理數(shù)據(jù)？我是一竅不通。每天和幾個學生一起在那摸索，求教計算機的人，由于我們是人文術語，他們也一頭霧水，不知我們在說什么東西。最后，我和我的學生一點一點啃，終于把這個課題完成了。課題完成后我們有了新的認識，在信息化時代，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應該不斷更新，用計算機來進行學術研究，可以做到我們傳統(tǒng)案頭工作所無法完成的一些科研項目。

大概在2000年，我在臺灣參加第三次漢學會議，專門有一個組是關于古籍數(shù)字化，他們在大會報告上提出，全世界都在研究如何用計算機把人類所有已經(jīng)沒有版權的文獻數(shù)字化。誰如果占據(jù)了這個先機，一定能在將來的學術研究里有個制高點。當時我聽了之后非常受啟發(fā)，回來后，因為我們已經(jīng)把《全唐詩》全部數(shù)字化了，做了數(shù)據(jù)庫，我就在原來隋唐五代漢語語音史的基礎上，接著把我們要進行研究的重要古籍開始數(shù)字化。到2004年，國家設立重大項目，當時首批二十幾項，基本都是和意識形態(tài)、應用有關，當時他們想找一個基礎研究的課題。學校文科辦的老師聽到這個消息，就把我們做的一些工作和現(xiàn)有成果跟領導匯報，他們聽后非常感興趣，就派專人到我們這進行調查，了解我們所做的工作。不久，“漢語信息處理和計算機輔助漢語史研究”作為首批重大項目批準，我是首席專家，這也是我們學校文科的第一個重大項目。這個課題我做了八年，很累，到2012年才結題，我近期準備召開項目結題驗收會議。這八年來和我一直做課題的博士、碩士，他們吃了很多苦。在古籍數(shù)字化方面，我們現(xiàn)在積累了兩億多字，還有很多軟件、數(shù)據(jù)庫，最后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國內(nèi)院校都沒有的研究方向——計算機輔助學術研究。現(xiàn)在計算機改變了我們?nèi)祟惖囊磺猩?，同樣的，學術研究也必須與時俱進。學術研究是人類思維最精密、最復雜的一種工作，怎樣用計算機幫你進行研究，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我們在這個課題研究當中，不僅僅是積累了一些數(shù)據(jù)庫、軟件這樣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對計算機輔助學術研究的理論、方法、材料進行了一個系統(tǒng)的探討。

總的來說，我們的整個科學研究以及學科的形成、科研項目的建設，最終還是與工科院校的背景有關，我們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自然而然就想到要用計算機來進行學術研究，而且有這個氛圍，有這個條件。所以我還是非常感謝華工給我這樣一個環(huán)境。當然，我們做研究，在工科背景下也確實有很多困擾，我們要做一件事，比起綜合性大學的同行來說，要困難得多。但這樣一個環(huán)境還是給了我們很多很好的東西。我最近發(fā)現(xiàn)國際計算語言學也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那就是“計算機自動研究”，跟我這個想法不謀而合，而我們1996年開始就已經(jīng)逐漸形成這樣一種想法，這也將成為一個新的學科生長點。